薄谷开来免死不出所料 案情审判被指多所掩盖

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一案周一开庭宣判，谷开来被判死缓，张晓军获刑九年。分析人士指法庭对薄谷开来与尼尔•伍德经济纠纷的实质详情及其与薄熙来的关系等关键问题都进行回避掩盖，有愚弄公众之嫌。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一案，本周一在合肥市中院宣布判决结果，薄谷开来被判处死缓，张晓军获刑九年。如外界早前所预测，薄谷开来被免除一死，按照中国《刑法》故意杀人罪最高可被判死刑。

    

官方新华社周一下午也做出通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尼尔•伍德在电子邮件中言辞威胁薄某某，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害。”

    

合肥市中院副院长唐义干对传媒表示，“薄谷开来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被害人尼尔•伍德对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使用威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司法鉴定意见表明，薄谷开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薄谷开来在归案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薄谷开来当庭认罪、悔罪，故对薄谷开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张晓军在共同犯罪中受薄谷开来指使，起帮助作用，系从犯，且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并当庭认罪、悔罪，对其可减轻处罚。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央电视台下午播出法庭宣判过程，还特别播出谷开来在庭上轻声说，“我感到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它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法律的特别尊重、对现实的特别尊重、特别是对生命的特别尊重。”

    

法庭的宣判迅速引起各方的评论。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表示，判决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并不是我们早都弄清楚了谷开来的案情，而是我们早都弄清楚了中共当局的意图。

    

胡平告诉本台记者：“本来他们弄这个案子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是对杀人案做一个判决，对于其他事情都含含糊糊的就遮掩过去了。但是从官方的新闻稿里我们还是能看出很多不能完全遮盖住的东西。所以这个判决看出现在中共正在践踏他们自己所谓的法治。”

    

资深媒体人北风在推特表示，我想大家伙不高兴的不是谷开来刑罚的轻重，而是整个审判的过程，封闭黑箱写好剧本捉弄司法愚弄公众。

    

薄谷开来在之前的开庭中辩称因为与尼尔•伍德有经济纠纷，担心他会伤害儿子薄瓜瓜，但尼尔•伍德好友上周曾向媒体提出质疑，认为尼尔•伍德是一个温和的人，并不可能伤害薄瓜瓜。法院周一的开庭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证言作出采纳。

    

在8月9日的庭审之后，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并认定她是事件中的主谋。公布的细节称，去年11月14日，薄谷开来与家庭助理张晓军在重庆某酒店共同行凶，之后受到了重庆四名警界高层的包庇。

    

北京政法大学前客座教授王友金认为，谷开来被判太重，他表示根据中国法律，判死缓的人在两年内如果犯事则会被改判成死刑，若被告不犯事法院会再开庭，按表现再判刑，王友金认为薄谷开来会被改判成20年有期徒刑。

    

北京律师莫少平向本台表示：“从中国现行的刑罚来说，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首先是死刑，其次是无期徒刑，第三个是有期徒刑。如果情节轻微的才可以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如果犯故意杀人罪，首先是死刑。所以可以这样解读法条，也就是原则上犯故意杀人罪首先应该考虑死刑。”

    

记者：这个案件本身大家也都很不满意，大家觉得他们是黑箱作业，还有许多案情说不清楚的地方。

    

莫少平：有些地方这个案情确实还没有查清，这个我也有同感。比如说尼尔•伍德威胁到薄谷开来的儿子，如果仅仅是出示尼尔•伍德的一份邮件内容中有“我要毁了你”，就认定尼尔•伍德对薄瓜瓜产生了人身威胁，这个远远不够。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实，例如说经济方面的纠纷，最后才引起这幺大的仇恨说我要动手杀人。这方面肯定要核实清楚到底是什幺样的经济纠纷才导致这幺大的对立。这些都是报道很少甚至没有提及到的。另外薄熙来作为薄谷开来的丈夫对此是不是一无所知。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披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他们涉嫌谋杀尼尔•伍德的情况。

    

不少网民将此案与沈阳小贩夏俊峰一案作比较，夏俊峰因为防卫过当捅死一名城管人员被判死刑，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却被判死缓。

    

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表示，从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判决来看，赶快回村让大伙写入党申请书：入党保平安！

    

薄家案件被外界看成是牵动十八大的一个重要案件，北京当局选择在近期宣判，也引来外界不少的揣测。

    

有评论认为，中日关系近日因钓鱼岛成为热点，多地爆发了暴力反日的浪潮，当局有意选择在热点风头宣判，为的可能也想要减少民众对此方面的关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江春男：中國的人權與主權

谷開來的審判，無疑的是一種政治決定：先有結論，再選擇證據，法庭上沒有攻防戰、沒有交叉辯論，名為審判，實為政治秀。中共的法治水平，再次搬到國際舞臺上丟人現眼。

對谷案漠不關心

不論時間、地點、事實的認定，都前後矛盾，漏洞百出。海伍德因土地開發糾紛，要求2000萬美元佣金未遂，威脅薄瓜瓜生命安全，然後再從北京飛重慶，與谷開來進旅館赴死亡約會，這種劇本連五流作家也看不下去。

但是，重點是如何解決薄熙來的問題，谷開來坦白從寬，顧全了大局，保住了小命，也算軟著陸的一種。外國人要嘲笑管他去，反正中國人根本不關心，他們對這一套太熟悉了，見怪不怪。

中國人對國事不敢太關心，對谷案薄案十八大都不關心，沒有資訊，只有耳語和謠言，無從關心起。但釣魚台不必資訊也可以關心，反日示威是愛國行動，難道愛國有罪嗎？

中國大陸出現反日示威潮，許多城市出現失控場面，有延燒和串聯的跡象，公安部門嚴陣以待，唯恐這把民族主義野火，超越中共維穩的防線，打亂十八大的接班大戲。

靠反日宣洩不滿

愛國主義是惡棍的遮羞布，當年中共用這套對付國民黨，如今看到愛國行動也戒慎恐懼，深怕引火灼身。他們知道，老百姓反日是假的，對現實不滿才是真的，他們在反日找到發洩不滿的出口。

中國人不能關心人權，只好關心主權；不能關心民權，只好關心國權；不能關心薄案，只好關心釣魚台 ；不能反中央，只好反日。這真是奇怪的國度。

程翔：從「六七暴動」看「國民教育」

【明報專訊】今年是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45周年，適逢香港又被一場基本上由左派主導的所謂「國民教育」的「洗腦」工程所困擾。對比兩次事件，內容當然十分不同，但本質上卻甚相似，都是「左」一個字惹的禍。所以，筆者不禁要問：45年來，香港左派成長了嗎？

「六七暴動」為人們理解今天為什麼要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發生在45年前的事件，香港主流社會稱為「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它的成因，有本地因素（即香港1960年代中期積累下來的政治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有外來因素（即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來因素為主。

複雜的心理因素

本文不是重點探討其緣起，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余汝信先生的《香港1967：文革漩渦中的香港》、江關生先生的《香港地下黨（下）》，以及張家偉先生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等著作。3位從不同的歷史檔案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六七暴動」主要是香港左派藉口本地矛盾，引入「文革」式鬥爭的結果。

左派朋友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有意無意間都只側重在本地矛盾而不敢去揭露「文革」外延的禍害。這裏有一些複雜的心理因素：

第一，強調本地因素（即反英鬥爭），就能夠突出他們發動這場暴動的正當性和英勇性，但如果強調外來因素（即引入文革），卻只會顯得他們盲目、衝動、愚昧、極端的一面，和欠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人，大抵多數會回憶自己正面的東西而不想去回顧負面的地方。

第二，在香港，批判港英沒有危險，可是批判中共卻不是小事。所以很多當年錯誤政策下的受害者，包括很多相當無辜的「少年政治犯」在內，過了45個年頭後，仍然只敢批判港英如何殘暴，卻不敢批判中共如何荒謬。

第三，由於中共已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因輸入「文革」而出現的「六七暴動」，也遭到被全面否定的下場。由於「大老細」否定了，下面的人自然不敢再提「文革」這個因素，所以「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也就只能從「本地矛盾」中去尋找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合理化的理由。

當年「愛國教育」的特點

在「六七暴動」中，左派之所以能夠發動一場「持續幾個月，禍及全港九新界」的暴力事件，同當年左派圈子裏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有直接的關係。當年的「愛國教育」有幾個特點：

一，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要「培養對毛主席的深厚階級感情」；

二，鼓吹對中共的無限忠誠，自覺維護「一黨專政」的不合理體制；

三，吹噓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一些嚴重問題，或則推諉為「階級敵人」的破壞，或則輕描淡寫地說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四，組織香港左派學校學生到內地接受單一、狹隘的「階級教育」或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等；

五，抵制港英政府的「奴化教育」，不學英語，不參加會考，自鳴「愛國」，其他人都只是「中、落」（即「中間」和「落後」，這是左派描述其他人的特定詞彙）始終自外於香港主流社會。

這種「愛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們，不可避免地只會盲從，不會質疑，不會思考，更不會反省。很多人在這種盲目愛國主義的驅使下，到處撒傳單、放炸彈。從那時有些「愛國學校」的實驗室竟然變成製造土製炸彈的「兵工廠」可以看到這種「愛國教育」對青年人毒害之深。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國民教育」，雖然遠遠沒有文革年代左派學校的「愛國教育」那麼極端和荒謬，但從《中國模式》這本參考書觀之，則其吹噓共產黨，吹噓社會主義制度，卻是一以貫之。香港社會是否願意接受由左派主導、用公帑來推動、徒使年輕人閉目塞聰的教育？這是擺在香港父母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歷史棄兒

45年前因為盲從而被捕的年輕人中，他們的處境如何？這裏我想引述為他們抱打不平的張家偉先生的一段話：

時光荏苒，當年十五、六歲的少年犯已成為兩鬢斑白的花甲老人。這些「小人物」多年來無人聞問，還要背上「左仔」、「暴徒」一類的惡名。部分人當年因左派宣傳需要，在左派報章當了幾天「反英闖將」或「抗暴英雄」，卻當了一輩子的「暴徒」。

這些當年鋃鐺入獄的人，其實是北京錯誤政策的受害者，許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六七年的抗爭行動而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及背負難以洗脫的刑事紀錄。

回歸前夕，這些當年滿腔熱血、聽從左派領導層號召投入反英鬥爭的左派基層群眾，盼星星、盼月亮，希望九七後「翻身」或洗洗脫當年的罪行。但年復一年，北京及左派機構對他們基本上不予聞問，認為為了香港社會的穩定，不宜再糾纏往事，一些左派工會更指他們當年「走錯路」，告誡他們不要「吃老本」。當年為了鬥垮港英不惜「坐穿港英牢底」的左派群眾，如今淪為歷史棄兒。

（見張家偉網誌：《為了忘卻而回憶》。張家偉最早研究六七暴動，著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六七年那些事》等書）。

這番話，正正道出了當年接受左派盲目式「愛國教育」的禍害。他們的不幸，就在於欠缺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但這種錯，不在他們，在於左派推行的、禍害無窮的盲目式「愛國主義」教育。

最近，讀到吳康民校長的鴻文〈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載《明報》7月27日），認為國民教育「早已經給政客們騎劫，作為反對中央，反對一國、反對特區政府的重要武器」，認為這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這篇文章確實使我不禁要問一問：45年來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有沒有長進？

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

吳校長經歷了文革、見證了它的荒謬性，作為培僑中學的校長，他也親身主導、參與了製造「盲目愛國主義者」這種本身有違教育理想的工作。培僑和其他左校的學生們，很多都成為張家偉上文所講的「歷史的棄兒」。吳校長如果設身處地，自應反思自己曾經積極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是否有問題，從而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今天這麼多教師和家長會走出來反對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而不是推諉於所謂「敵對勢力」、並動輒挑撥中央出手干預特區內部事務。

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見《詩經．大雅．蕩篇》）從文革的悲劇，到香港的暴動，都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而不是遠古往事。近60年來中華民族這些災難，都是國民教育的上乘材料，認真總結這些災難，可以幫助我們民族認識問題、避免錯誤。作為這些災難的見證人，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還不好好總結經驗教訓呢？還要容許「盲目式愛國教育」繼續荼毒下一代？

【主場新聞】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主場新聞】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練乙錚：剖白當年洗腦工作 警惕今日思想僭建

【信報轉載】梁政權成立不足一個月，港人便領教了「三僭建」。其一，梁十多年來在自己居所秘密僭建，最後在中央祝福、本地各方指責聲中「無咎」登台出任特首；其二，在「高度自治」的港人港地上，西環平地起高樓，牢牢築起「第二管治權力中心」的龐大僭建物，凌駕於「門常開」之上作政治操控；其三，梁政府接過曾政府的棒子，第一個要落實的既定政策，便是在十二年基礎教育裏，透過全面推行國教科，背着大多數家長，試圖在萬千學子的腦袋裏僭建一種特定的偏頗的國民意識。

梁僭建私宅，是長期以一位特區重要領導人之身，帶頭違反香港法律。西環僭建管治中心，乃無視港人對國家尚存的一點信任，肆意違反「一國兩制莊嚴承諾」。兩屆政府的教育局合作無間搞思想僭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出台一份表面上過得關但實際還有大問題的課程指引，同時用灰色手法以億元資助某大學機構及大陸寫手編寫單一教材並向所有開科學校免費派發，被揭發之後，局方才承認該教材「局部偏頗」並改口說僅是「參考資料」，顯示當局為政手段奸狡，違反基本管治道德。

當權者只推「偉光正」

特區政府這個「三僭建三違反」，堪稱與當年中英談判港英政府搞的「三違反」一樣下作，對香港管治質素和市民利益的傷害，則大大超過。然而，梁政府的「三僭建」只是頭炮，以後勢必陸續有來。一個非民主政權，為強推一套民眾不能接受的政治綱領，惟有靠僭建。

今天筆者和大家討論上述第三種僭建。

去年初，國教科一提出要諮詢，筆者便寫了兩篇文章討論，效果和社會上很多提議一樣，最後等於零。然而，筆者的立場其實相當保守，甚或是全香港最保守：不僅支持中小學國教開科，還提出兩個恐怕西環想提出也不敢的意見——學生要精讀中共黨章，還要熟悉中宣部悉心設計的「文宣中國」。

當然，筆者的提議同時也有「敗筆」，那就是，除了精讀黨章，還要求學生清楚了解、能夠全面比較共產黨成立九十年以來做過的好事、壞事；除了熟悉中宣部的「文宣中國」，還要深入了解「真實中國」，以及兩者之間的差距。

然而，這種拒絕兒戲、重視客觀事實資料的最傳統最保守教育學提議，絕非一眾高級當權者所能容。他們要推的，無非是以大陸人稱作「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的那一套貫串的國教科。從這些當權者的利益角度看，讓民眾真知，不若讓他們無知，更不若像那些到過清華培訓的高官（如羅范）那樣半知。

以「偉光正」為指導思想編排的國教（國家宗教？）科，港人稱之為「洗腦」，並不過分。事實上，這個「洗腦」稱謂，去年已由中聯辦郝領導在微博上確認不諱，其後由某政協寫文章擁護、詮釋，成功開始除罪化，快要變成「好東西」，最近更由本屆愛國左派家校會會長公開引用、傳播。

梁板塊爭佔一線

筆者不敢說對中國事情的認識比一般人透徹，但對洗腦工作的內涵和方法知之甚詳，因為在那香港學運的「紅色年代」裏，在黨的感召下幹過，而且不是只幹一點點，而是死心塌地當主業一幹十年八年，後來反思，悔不當初。同輩的港人當中，有同樣經驗對學生洗腦者多的是，筆者現作簡單介紹，觀點是自己的，事實是大家的，可以互為印證，也可讓其他還未遇過這種經驗或只是略有所聞的家長、學生及各界人士參考。

一、當年對學生的洗腦，出發點善良而單純，不像現在。港英治下，殖民地意識形態佔主導，港人對國家認識不如現在多，學生當中尤其缺乏。七十年代學運提出「認識中國」，無疑正確。相比之下，今天當權主政派在香港推「偉光正」國教洗腦，出發點就不是那麼單純，因為除了愛國左派，還有別的利益持份者牽涉其中，為七十年代所無。

吳康民校長最近無疑正確地說出了一半：在這場洗腦和反洗腦的對抗當中，大集團的利益必在其中；筆者這樣補上推論的另一半：今年若成功啟動給小學生洗腦，梁板塊便在政治上立功，他背後的二線集團便可得到北大人首肯，可獲更多本地經濟陣勢利益，踏出取代「一哥」的第一步。

二、當年對學生洗腦的出發點儘管善良，手段的一半卻完全不道德。筆者當年參加的校外學生團體，採用的是一種標準手法：「打進去、拉出來」，即首先以普通教師身份在非左派學校建立和學生的良好關係，然後把他們帶出來，加入表面上政治中性的校外團體，以輔導功課、提供健康課外團體活動入手，發掘他們中間的「可造之才」；其次，引導這些可造之才學習反殖民觀點的中國近代史。手段的這一半，基本上無問題，對象學生到此為止的話，得益亦完全正面。

複製「打進去、拉出來」

不過，跟着的一半就不同了：正式洗腦由此起。外圍學生當中可造之才培養了反殖觀點之後，吸收到團體組織的中間層，繼而在團體內圍成員的嚴格指引下秘密學習一面倒的新中國資料，「悟性」最強的學生，進一步學習《共產黨宣言》、《毛選》、「兩報一刊」批鬥文章，等等；通過內圍評核之後，便畢業成為愛國愛黨的學生骨幹，由他們回到學校裏更有效地複製「打進去、拉出來」的全個過程，克隆生克隆，組織由是壯大。

撇開馬列毛本身的大錯不談，筆者認為，上述洗腦（即後一半）過程不道德之處在於兩點：首先，學生年幼無知，在這種密封淹沒式的洗腦過程中，完全沒有反思、抗拒的能力（稍有「不羈」的學生，馬上由團體教師和骨幹學生做無休止的思想工作，有時甚至進行「同志式」的批鬥；依然無效者，勸諭離開或趕出組織，以免妨礙團體運作）。進入團體之初，這些學生完全不知道四周圍是一群有特定意識形態、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政工在等待着改造他們的腦袋。他們進入的，是一個高度精心設計的局，一種「政治上正義的」騙局。

其次，學生家長更是懵然不知。起初，家長以為團體志工可以替小孩子補習、替他們花時間管教孩子。的確，在初階段，參加到團體的學生，品學通常變好，家長於是更加放下戒心。到後來，學生成為骨幹之後，就和團體一道，瞞着自己父母當毛派小政工。踏入這個階段，洗腦其實已經變成嚴重的失德行為。

我們知道，在自然法和普通法之下，父母對未成年的子女有近乎絕對的管教權；這個權，在父母自願、知情的條件下，可以委託他人。港英時代，父母可以選擇把子女送到非愛國學校接受殖民地教育，在這樣委託管教權予學校之前，父母有公開的渠道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學的是什麼，課本的內容是什麼。

瞞騙家長不道德

同時，他們也可以選擇把小孩送到愛國學校接受愛國教育；這些學校的資源和畢業生出路當然比較差，但在一些家長的心目中，愛國學校教導出的思想純潔可能更為重要。

可是，上述當年校外那些表面中性、實際上是左派的團體，掩蓋身份瞞着家長對學生進行的秘密洗腦，無疑是對學生父母權益的侵犯，更可理解為對那些父母的產權的盜竊，因此是不道德的。

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大變，左派群眾團體不必再秘密工作，可以打正旗號宣揚愛國愛黨。但是，是次特區政府推行國教科，卻為了達到他們認為更理想的效果，依然採取矇騙家長和學生的不道德手段：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課程指引聽起來不錯，還是某大學校長領導起草的；不過，偷偷的撥款給少數特定文化團體出版洗腦教材，然後不動聲色派發各校準備採用，家長全然不覺；這在法律、道德未變之前，依然是不道德的侵權、盜竊行為，由政府護航、帶頭，尤其豈有此理。

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家長知道有那本由政府注資出版的洗腦教材鬼祟進入學校之後，大為火光，紛紛上街抗議、喝停的根本原因。

國教科不同理化等科。家長不必知道也不介意學生今年學的是「牛頓定律」還是「波義爾定律」，但如果一個科目，核心處可以是一種特定意識形態，那麼，家長便必須有機會知道這個科目的內容和教法；不同意子女接受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家長，應該有機會及早選擇讓他們的子弟進不設此科的學校，甚或效法梁特首及諸司憲那樣，乾脆把小孩子送到英國（或者大陸）上學。

「認識祖國」須說謊

事到如今，特區政府上上下下大概明白，硬推國教科作洗腦工具，已經行不通；所以，周日家長學生大遊行之後，林鄭司長及吳局長提議成立「有廣泛代表性」（「with broad representation」）的國教課程監督委員會。不過，港人對「有廣泛代表性」這個標籤的實際涵義，早已一清二楚，所以抗議團體無一願意參與。及後梁特首「補飛」，提議把國教科有關現代中國的教材放上官網公開，但大部分市民對梁的個人誠信、政治動機乃至他說話時的遣詞造句皆有很大懷疑；梁的提議有無限虛位，因此無法改變市民看法，反而會令大家步步為營。

特區政府在關乎香港核心價值問題上欺騙市民失德在先，小修小補顯然無效。不少人認為，整個國教科，從課程指引到教學資料到執行計劃都有大漏洞大問題，必須推倒重來，由零開始諮詢，方有望擺平家長和學生的怨憤。筆者的看法比這個悲觀。特區政府本質決定，假諮詢勢將重複，耍手段層出不窮。黨國上下及本地當權左派十多年來的夙願眼看成事，怎可被幾個「九十後」娃娃一擊就倒？因此，從市民觀點看，唯一保險的做法，是要求梁政府把如此重要的國教科事宜，與「二十三條」立法一道，押後給雙普選真正落實之後的那屆特區政府去推動。

事實上，此值黨國多事之秋，大陸各地萬人參與的抗議示威受暴力鎮壓幾乎每周都有，黨內高層派系鬥爭直鬥到外國領事館，高幹及家屬斂財貪污洗錢國際化嚴重到要搞謀殺；「真實中國」與國教小冊子裏的「文宣中國」南轅北轍。一個所謂「進步、無私、團結的理想執政集團」，原來是子虛烏有。此時左派當權派說要引導學子「真正認識祖國」，到頭來不說謊不行，說謊也不行；強推的話，只會陷入更大的政治危機。

僭建的東西，還是快快拆下來好。這點梁特首他應該最明白。

【明報月刊】馬玲：駱家輝讓中國官場尷尬不堪

【明報月刊】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任期尚不足一年，但已在中國捲起一浪又一浪的波濤，令民沸官怨，兩派對立，譏諷與反譏諷的論戰更是熱鬧非凡。

長着一張黃面孔、擁有中國血統的美國大使駱家輝，因為不會說中文，曾被人們拿他與前任高鼻白膚卻能操一口流利中文的地道駐美大使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比較。駱家輝對此回應道：「如果我說流利的中文，那我是代表美國還是代表中國呢？所以，我不會說普通話或許能提醒人們，我代表的是美國。」

低調簡行讓中國官不自在

這位以美國利益為己任的大使，讓中國遇到了史上最大的麻煩——他的生活方式強烈刺激並震撼着中國官場的神經，他的行動代表着反腐敗、反揮霍、反奢侈、反特權，他吸引了無數中國網民的眼球，儼然成了矗立於中國官場的楷模。為此，一方面他遭到中國官媒的抨擊，另一方面掀起網絡民間力量對官場腐敗的倒逼。

前不久，駱家輝攜家人以普通人身份參加旅行團到桂林旅遊，被中國網民遇到後上傳到微博，披露他們一家「沒有包船，沒有保鑣護駕，沒有交通管制，也沒有航道限行，這樣的排場還不如我們的一個村長」。隨後，轉發和評論接踵而至，網民多以幽默的反諷嬉笑怒罵：一、「美帝無恥，駱家輝桂林再次做秀，妄圖毀我朝廷和諧大業」；二、「駱大使這樣做太過份了，壞了規矩。外交部、《環球時報》應該管管啊！看來中國只有和美國斷交才能避免他們來做秀，來擾亂中國的官場規則」；三、「正告駱家輝大使，你已陷入中國人民貪污腐敗的汪洋大海，行賄受賄、吃喝嫖賭才是你唯一出路！請你認清形勢，不要再做傷害中國人民公僕感情的事情」；四、「駱家輝一言一行中，都在告訴我國黨政官兒們，現代國家的官兒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來自現代國家的官員，自然會讓天朝這些中世紀的官僚渾身不自在了」……

駱家輝去年八月十二日從美國抵達北京時，一身休閒裝，自己拿着包，背上一個包、手上一個，全家人也都自己拿東西，既沒看見隨從，也未發現警衛。駱家輝的低調和簡行，當即成中國媒體和國人熱議的話題。

其後，駱家輝不斷被網民爆出與中國官員大相逕庭的做法。比如，駱家輝乘飛機不坐頭等艙而坐經濟艙；博鰲論壇期間，駱家輝沒有像其他高官那樣住進五星級酒店，而是住進了四星級飯店，美方隨行人員對私下詢問的記者透露：「五星級酒店太貴了，提供的價格是美國政府差旅財務規定的三倍，大使不能住。」

駱家輝種種出格的「不軌」行為，令民間輿論把他當做刺向中國官場腐敗的一把鋒利匕首，口誅筆伐，甚囂塵上。

「公布財產」鬧劇

與此同時，先後發生的王立軍事件和陳光誠事件，讓捲入事件的駱家輝成為官方釋放積壓久深的怒氣的靶子。今年五月四日，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的一篇評論寫道：「不得不說，一段時間以來，美國駐華使館及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的種種行為與其自身職責頗為不符，『小動作』不斷。這使人不禁要問，這個大使的職責究竟是積極致力於發展中美兩國關係，消除彼此的誤解和隔膜，還是處心積慮地跑到中國社會中找茬搗亂，為中美關係製造新的、更大的裂隙。從乘飛機坐經濟艙、自己背包、拿優惠券買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監測並公布大使館的空氣質量數據，才和北京的城市管理爭論；再到膽大妄為地以非正常方式將陳光誠帶入使館——我們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個謹言慎行的駐華大使，而是一個主動攪起矛盾漩渦的標準美國政客，這種與一國大使身份極不相稱的做派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假如是有心，又出於何種動機，意欲達成何種目的？大家不妨自去琢磨。這次美國使館導演的鬧劇，使中國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再一次印證了中國的古語『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他們安的什麼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這篇評論在網上迅速被國人憤怒的「口水」淹沒，其勢尤如波濤洶湧的洪水，令人擔心堤壩安全，後來官方不得不命網站摘掉此篇評論文章。

五月十四日，《北京日報》又因駱家輝炮製了一宗新聞。有微博發布，駱家輝住的是耗資上億美元修建的美國大使官邸，出行代步的是特製防彈豪華專車，家人和傭人開銷由美國納稅人支付，這樣的奢侈不提及，卻公布喝咖啡、坐經濟艙，就是擺拍做秀。《北京日報》官方微博第一個轉發此微博，並留下一句評論：「請駱家輝公布財產。」隨後，網友把駱家輝在美國公布了的財產翻出。三天後，美國駐華大使館認證微博連發三條信息，公示了美駐華大使駱家輝及美國國務院工作人員的工資。緊接着，不少網友要求《北京日報》社長公開財產，有網民更稱：「為了證明駱家輝是個壞蛋，請中國領導人公示自己的財產！」自此後，《北京日報》再無回應，而且删除了「請駱家輝公布財產」的信息，並關閉了評論功能。

《北京日報》在與民間輿論的對壘中已敗陣兩次，如此交鋒，某種程度上也體現出官民之間對腐敗問題的不可調和。中國臉美國心的駱家輝，在中國有意無意間扮演的「掃腐」角色，為中國久治不癒的「清理官場腐敗」起着隨風潛入夜的潤物之作用。中國歷來擔心的「和平演變」，似乎在駱家輝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對其「亂我中華」之舉，官媒當然不能容忍。

中國的政治改革遲遲難以推進，官場腐敗已成為集團式的盤根錯節狀態，民眾痛心疾首，只能借助「外力」推動改革——中國面孔的駱家輝「應運而生」，或者說駱家輝「乘虛而入」。無論如何，駱家輝已然帶動起一股民間反腐浪潮，其波瀾之壯闊，讓中國政府和中國官場尷尬不堪，但是對此又沒有可行的招架之術，畢竟反腐「放之四海而皆準」，不可能以意識形態或顛覆論排斥，《北京日報》的嘗試，已在民間社會處處碰壁，搞得灰頭土臉，更激起百姓倒逼式的改革呼聲。

中國當代史被一再證明，不到無路可退的懸崖邊，中國的改革不會真正啓動。駱家輝雖是美國人，但將來他或許會被載入中國史，因為他的「做秀」，使中國民間社會對改革政治積弊的要求更沸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