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吳志森：請出來守護自己的孩子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說，如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很多人會失望。我不知林鄭指的是誰，但港區人大譚惠珠，肯定是極度失望的其中一個。

譚惠珠以一副權威口吻，向記者闡述「爱国」洗腦教育的內容：「李旺陽同六四，照計同我哋一國兩制冇乜拉上關係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冇咁嘅必要包括喺國民教育裏面。」

那麼毒奶粉、地溝油、有害食物呢？「你要明白，國內嘅民生情況，生活情況，喺國民教育內容，未必一定要包括，喺我哋自己同內地接觸，或者睇報紙已經好清楚。」

國民教育應該教甚麼？「國民教育係想同大家闡釋吓中國嘅制度係乜嘢，呢個就令你有個光譜啦嘛，有各方面唔同意見你都睇得到啦嘛。」

譚惠珠真的坦白得可愛，「爱国」教育，講多無謂，擺明車馬，就是要洗你腦。人權民主自由提都不准提，連與廣大同胞的健康福祉攸關的民生問題也不用教。

國民教育，只是「同大家闡釋吓中國嘅制度係乜嘢」已經夠了。那本《中國模式》手冊，把中共描述為「進步、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就最符合這位全國人大代表的口胃了。怪不得民間要求收回這本洗腦手冊，教育局的官員死都不肯表態了。

譚惠珠雖然不是梁振英問責班子的成員，但她作為資深全國人大，經常遊走京港高層，對中央精神的領會，肯定比半途出家的吳克儉局長還要高。只需聽這位人大代表的一席話，國民教育是徹頭徹尾的洗腦教育，我信了。

我在本欄寫過，非正規的「?国」洗腦教育，早已用各種形式在中小學進行，課外活動、制服團體、內地紅色之旅交流團，其赤裸裸的洗腦內容，令人咋舌。連天主教區屬下的小學，也採用有關洗腦教材，可見影響之廣泛和深入。

不要以為洗腦教育教了就算，還要評估成效。評估的形式，是在各中小學進行廣泛的問卷調查，只看幾條問題的內容，包你嚇得幾乎暈倒：

學生有四項選擇：毫不同意、不太同意、相當同意、極之同意

．即使人民認為國家所做的不對，他們也應該支持國家
．為了保障中國的就業情況，我們應該購買中國的產品
．公民應當願意為國家獻出生命
．儘管祖國有優點和缺點，但我總會支持祖國

評估後，每家學校，每個班級都有個分數，低於全港平均水平，就表示同學不夠「?国」，洗腦教育推行不力，還未到位，要加把勁，加料泡製。試想想，對校長、老師和同學的壓力有多大，為求過關，學校被迫成為謊言工廠，同學集體活在謊言之中。

明天（七月二十九日），就是反洗腦教育大遊行的日子，我呼籲各位爸爸媽媽響應「國民教育關注組」的號召，一家大小站出來：

「我把孩子帶來這個世界，有責任教導他們明辨是非。面對謊言和歪理，一定會反抗到底。倘若你是家長，也請出來守護自己的孩子。」

【蘋果日報】張華：一場暴雨暴露的中國真面目

上周末，北京下了十小時暴雨，城內汪洋處處，無數汽車沒頂，京港澳高速公路變成水庫，城郊的房山、大興等大面積山泥傾瀉，三十七人死（民間高度質疑），那災情，根本就想像不到那是盛世中國的首都，跟十號風球下、被邊緣化的前殖民地香港相比，實是天淵之別。
當局把災情嚴重歸咎於「六十一年一遇」降雨量。官方傳媒沒片言隻語向死者致哀，全是歌功頌德。新華社以「暴雨中閃光的『北京精神』」為題，列出幾個救人故事，力證「政府職能部門積極行動，官民互助、人們守望相助」；光明網則指北京通過了一次現代程度的考驗。被視為胡錦濤心腹的新任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更表示，「面對這場六十一年來最大的強降雨和山洪，廣大黨員幹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團結一致協同應對，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初步勝利」。


彷彿沒有水災，就無法體現北京市的現代管理水準，也就體現不了官員抗災救災的能力。
但事實勝於狡辯，今次北京水災實是人禍。在暴雨中心的北京圍城（北海公園南門附近的古城，有城牆包圍），沒有水浸，雨水透地面鋪設的青磚很快就滲流地下的涵洞，地面只是略濕，這要歸功於距今近六百年的明朝排水工程。此外，江西贛州建於北宋的排水系統「福壽溝」，至今如常運作，也是贛州舊城區免於澇災的主因；山東青島市德國人百年前建造的排水系統，也讓青島老城區不虞水浸。顯然，北京市新建的排水系統先天不足，四年前北京奧運投資三千億元基建，並沒包括改善排水系統！


更甚者，北京去年才下了「百年一遇」大雨，地鐵變成蓄水涵洞，街道變身排水渠，網民將天安門廣場的圖片，改成世上最大游泳池。事後，北京市政府可曾痛定思痛，提出改造市排水系統的宏圖？


排水系統被稱為「城市的良心」，但在一個由沒良心的人管治的國家，這顆看不見、摸不住的「城市良心」，是不會有人理會其健康的！


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戲棚，一切都只是佈景板，短時間內用完就算了。在風平浪靜的日子，那些世界最長大橋、最高大樓、最快高鐵、最大劇院等，光彩奪目。但大地震、暴雨等過後，豆腐渣學校、豆腐渣大堤、豆腐渣公路就原形畢露，還有舟曲泥石流、湖南鳳凰大橋，以及樓倒倒、樓歪歪，而北京、濟南、廣州、武漢、長沙、南京、成都、重慶等到處是水浸，這些都是被強行「卸妝」後露出可怕真面目的代價。沒錯，「表面光鮮、實際老千」就是最好的形容詞！

【明報專訊】蔡子強：「花槽」與「花棚」——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明報專訊】前個星期，才在本欄寫過一篇〈梁營的語言「偽」術〉，分析上起梁振英，下至其班子成員，如何透過捉字蝨、答非所問、移花接木、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等一系列的詭辯術，來把對自己不利的媒體關注和提問，一一取巧打發掉。言猶在耳，想不到，梁振英在其首場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又再故技重施。

事緣議員鄭家富要求梁清楚交代，「花槽」是否後者搬進去之後才興建（而非上手業主留下），梁沒有正面回應，只重申事件進入了司法程序，不宜評論。到鄭再追問時，梁索性說：「剛才鄭家富議員提到那個『花槽』，那個表述上亦有些問題的，在整件事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花槽』這兩個字。」

這裏梁明顯又一次捉字蝨，因為鄭誤把「花棚」說錯成「花槽」，他便以此巧施乾坤大挪移，把問題卸開。

克林頓的詭辯術

這令我想起政壇一件往事。

當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曾經在電視鏡頭前，為了否認自己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信誓旦旦的說：「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後來東窗事發，真相水落石出，大家才發現原來這位總統當日只是捉字蝨，在「是否有intercourse才算是sexual relation」，又或者「oral sex是否sexual relation」這些問題和字眼上，咬文嚼字，兜兜轉轉，企圖「博大霧」，蒙混過關。

結果，克林頓這種語言「偽」術，受到千夫所指，締造了美國一個政治道德十分敗壞的年代。

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因為……

同樣如出一轍，「花棚」不是「花槽」，「白馬非馬」，梁振英就是如此三番四次，通過這種詭辯術，迴避公眾對其一系列誠信問題、政策問題的關注。

所以當梁振英口口聲聲說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即實施國民教育、《基本法》23條立法、整頓港台和處理2017年普選特首及之後的政制發展）時，大家聽了也不能鬆懈，信以為真，因為若然有一天他又再反口覆舌（就如以前說過「N屆唔選特首」一樣），他又可能再振振有詞的解釋：

．的確是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因為有的只是「五大」、「六大」、「N大」……政治任務而已；又或者，
．的確是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因為有的只是四大政治「義務」而已。

總能自圓其說，這就是梁振英。

尤其是，當他斷言沒有「四大政治任務」時，現實上，我們卻見到，洗腦教材有系統的輸出，以及吳克儉秘密訪京，與北京官員在密室中密商國民教育時，大家可又會信以為真，相信真的沒有「四大政治任務」嗎？

是時候重讀李天命了

說開語言「偽」術，又碰上書展，讓我想起了一些書。

首先，一定是我念大學那個年代，那位傳奇分析哲學大師李天命老師，他所撰寫一系列的語理分析學作品，如《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等，都是不少中生代如吾輩的啟蒙作品。我念大學時有幸上過他的課，亦買過他這些書，學曉了什麼是「概念滑轉」、「言詞空廢」、「語意曖昧」等語害；什麼是「闕義」、「歧義」、「含混」、「着色」、「實化」、「癖義」等語言陷阱，一生受用無窮。在今天這個語言「偽」術橫行肆虐的年代，頓覺感慨萬千，也倍覺當年所學的彌足珍貴。

不過，當然，李天命所列舉和講解的例子，絕大多數與政治無關。要進一步裝備自己來應付當今政壇上的種種語言「偽」術，可以翻翻以前我在本欄談「高官廢話大全」時提過，Nick Webb所著，《The Dictionary of Bullshit》一書。又或者翻翻以下我會談到的另一本。

姜瑜的火辣言論

大家以往常常在電視上看到，那位形象強悍的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已經於較早之前，4月27日抵港，出任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因為過去一直有別的話題，所以3個月來一直擱下沒有寫，今個禮拜想藉着這個機會，想說說她，並一併分享自己看過的一本書，當中有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種種有趣的發言方式。

大家對姜瑜這位鐵娘子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當年擔任發言人時，不時都會說出一些火辣言論，例如：

2010年12月9日，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前夕，她便揶揄出席例行記者會的記者：

「我發現有些人，自從劉曉波的事情以後，變得異常的活躍，以前也很少來這個記者會，現在上躥下跳」（即我們所謂「搞搞震」的意思）；

又例如，2011年3月3日，「茉莉花革命」浪潮席捲全球時，在回應外國記者質問「北京依何法律阻止記者採訪」時，惹來輿論嘩然，她稱：

「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問題的實質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

讀者看到以上強橫的言論，可能已經怒火中燒。但其實，這樣火辣的言論，畢竟是異數，絕大多數時候，在外交部發言人口中吐出的，都是平淡如開水的說話。

外交部發言人的太極招式

書櫃中有一本書，那是鄒建華所著的《外交部發言人揭秘》。作者是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參贊，對外交部的人和事，知之甚詳，因此他列舉了大量外交部的真實對答和事例，來剖析他們的說話方式。

舉個例，如果要耍太極，迴避問題，答了等於無答，書中蒐集及綜合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8個典型答法：

1. 這個問題只能說這些；
2. 我沒有什麼新的東西要說的；
3. 我沒有什麼東西要補充；
4. 這不是外交部發言人要回答的問題，請你向有關方面詢問；
5. 這個問題不屬於我回答的範圍，但我願了解後通過發言人辦公室向你做出回答；
6. 對這個問題，我們正在研究（或調查）中；
7. 對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研究；
8. 我也是從報紙上得知此事，還需核實；
9.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私下交流；
10. 我沒有更多的要說；
11. 我目前還沒有什麼細節可提供；
12. 我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13. 目前我沒有什麼評論；
14. 如果有這方面的消息，我們會及時發布；
15. 我沒有聽說這種安排；
16. 我沒有聽說這事；
17. 我們會在適當時間發布；
18. 我沒有被授權公布有關方面的消息。

裝備自己，提高警惕

18招太極，真的很要命吧﹗大家看了之後有何感想，實在和林瑞麟的「人肉錄音機」，堪稱一時「瑜亮」吧﹗所以，林瑞麟不做政務司長之後，實在大有潛質去應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不過俱往矣，林瑞麟如今已經解甲歸田，今天最有參考價值的，可能是梁振英及其班子。

但作為裝備自己，了解和洞悉一下這些發言人的語言方式，看看他們如何帶大家「遊花園」，觸類旁通，在今天梁營語言「偽」術橫行，天花亂墜的一個年代，有所警惕，這也不失是一本值得翻看的書。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香港書展2012演講稿）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陶傑：局長，你敢嗎？

「孔子學院」在西方拚命開，中國人自稱以孔子為宗。孔子講過一句話最重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中國人造三聚氰胺奶粉，賣給別人，以毒奶粉致富的，絕不會叫自己的兒子孫子去吃自己製的奶粉。

香港的「國民教育」也一樣：特府的班子高官，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向香港屯門、天水圍、觀塘的小孩推銷「國民教育」，自己的子女，全是英國寄宿學校、教會中學、國際學校。

以前所謂「港英」時代，港督、布政司、三軍司令、滙豐大班子女送進英童學校，按道理，特府班子的一眾高官，在金紫荊廣場看五星旗的時候，嘴巴一嘟嘟的唱國歌，他們的子女，應該全部是培僑、香島、漢華之勞工子弟學校才對。

但是這幫王八蛋才不。三聚氰胺一點一點地滲進去，他們製作的貨品，他們想盡辦法令自己的子女遠離。政府總部的低級保安、清潔阿嬸，特別是新移民，子女才會送培僑香島，在低下階層，愚蠢的中國人多的是，貧窮而沒有辦法把子女送英國的更多。

中國的權貴和暴發戶，嘴巴越「愛國」，骨子裏越愛英國，愛美國。英美的名牌中學，英美許多名校貪錢，瓜瓜、果果、菜菜的濫收中國暴發戶的下一代，近年爆發了黃禍。特區政府為他們的主子服務，把英國白人精英教育產業請進來。財政司長的預算案大言不慚：「我們會繼續推動國際學校體系的發展，隨着四所在全新土地發展的國際學校相繼落成，我們會繼續協助國際學校擴建，並與國際學校保持適當聯繫。」

這些「國際學校」，為減輕英國寄宿學校的黃禍而建，為中港權貴子女的幸福而建，但不是為香港平民的下一代而建。所謂與國際學校「保持適當聯繫」，你敢叫白人的學校引進「毛澤東書法欣賞」，叫國際學校加入「國民小先鋒」嗎？吳克儉局長，你敢個屁呀？

【明報專訊】陳惜姿：守護下一代，守護香港的將來

【明報專訊】我們是一班平平無奇的家長，平日要工作維持一家生計，下班後要替子女看功課，準備測驗默書，已經疲於奔命。子女的教育，我們十分關注。政府每年花巨額在教育上，我們是納稅人，把子女送到本地學校，原以為可信賴政府，信任學校。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稱指引）4月出台，引起教師和學生團體關注。及至《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下稱手冊）出現，連一向身心疲累的家長也猛然醒了。這手冊是教育局斥資千萬資助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制的，內容卻偏頗片面，叫社會人士嘩然。

我們擔心國民教育課程成為洗腦工具，教育局卻堅持在9月於全港小學開始實行。關乎下一代的教育，家長不能坐視不理。我們一班家長，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正式向洗腦課程說不。

幾點回應

近一星期以來我們不斷約見吳局長，局長卻因事忙而拖延。若局長重視家長的聲音，便不應請較次級的官員接見家長，這不是有誠意的表現。

吳局長拒絕與家長會面，只撰文回應有關國民教育科的指控。由於無法直接對話，我們唯有在此公開表明立場。

吳指：《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並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編寫。本科課程綱要是在2012年4月30日公布，而小冊子3月經已出版，兩者在時序和在課程組織編排上，絕無關係。把這本小冊子形容為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洗腦」工具，與現實不符，且有誤導群眾之嫌。

回應：吳局長此舉是與「手冊」劃清界線，市民大眾需認清以下事實：

‧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諮詢稿在2011年5月出台，2012年3月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明顯參考了諮詢稿而編寫（可比較兩者內容及格式）。

‧該手冊由教育局斥資千萬資助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製，3月出版正好趕及在課程指引於2012年4月發布前印製就緒，該中心於6月份派發手冊予學校，亦正好配合了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於今年9月在部分學校的試行。

吳指：不是沒有諮詢－2011年諮詢－2012年4月定稿。在2011年，由本港學者、中、小學校長、教師組成，在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領導下的課程發展議會專責委員會，辛勤工作，就課程綱要進行了4個月的公開諮詢，並與教育局的同事出席了不少討論會，從不同途徑廣泛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閱讀了千多份意見書。

回應：我們在網上再三搜尋，發現政府曾在2011年5月5日發出新聞公報，當中指：

「為配合有關諮詢，教育局於今日起，舉辦8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會，供中、小學校長、副校長及教師參加，詳情已上載教育局培訓行事曆（tcs.edb.gov.hk）。」

諮詢會詳情只上載教育局培訓行事曆，除非每日緊貼追蹤、仔細瀏覽教育局網頁，一般家長根本不會留意。而且諮詢會對象只是教育界人士，連傳媒也被拒門外，試問家長從何參與？最近教育局官員堅持「曾經作出諮詢」，無疑是砌詞推搪，強詞奪理。

吳：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是全新事物，香港學校已有多年推行德育、公民教育的基礎。現在備受爭議的「當代國情」部分只是整個課程的二十分之一。

回應：概念上，我們認為國民教育應置於公民教育框架內，而非本末倒置。由一向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變為「國民教育」課程，目的就是要加入「國民教育」，還要獨立成科，此動機昭然若揭。再說受爭議的國民教育部分只佔二十分之一，只是詭辯。

吳：3年「開展期」回應訴求。

回應：教育局罔顧各方的反對倉促推行「國民教育」，是想製造既定事實。教育局亦未有提及3年試行期內／後是否有任何形式的檢討，如何面對及處理學校及辦學團體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及疑慮。事實上，接二連三有辦學團體表態暫緩執行國民教育，已反映他們對此課程有保留。

吳：不是政治洗腦，家長和市民大眾能先看看《指引》，並自行判斷這課程是否旨在洗腦，免給別人誤導。

回應：吳局長可能不知道，正正是很多家長仔細看完課程指引（不是摘要，而是181頁的完整版本，可於教育局網站找到）後，向我們表達了更大的憂慮。

我們重申，現時課程指引的幾大問題在於：

• 指引內對於國家的定義模糊，對「國」與「黨」如何區分絕口不提，令人質疑指引是否預設了「國家」即是完全等於「黨」，是不是「愛國等於愛黨」？
• 指引着重表現《基本法》維持繁榮穩定的功能，避談高度自治，忽略《基本法》保障自由人權的理念；
• 整份指引只以正面字眼形容有關國家的描述，例如在領導人政策法規、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方面，指引多數叫學生「認識」、「了解」、「關心」、「體會」、「探討」，不鼓勵他們批評，如：在認識現任的國家領導人方面：「認識現任的國家領導人（如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了解領導人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以及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 指引着重為國效力與家國情懷，大於公民權利。當中要求教師以情「感動」、「激勵」學生，「孕育真情」，更是脫離客觀觀察、思考、分析及批判的理性學習。

守護孩子，就是守護香港的下一代。教育可以改變一個國家，也可以改變香港，我們堅決反對箝制孩子的腦袋，反對兒童由6歲開始被灌輸愛國教育。在我們搞聯署聲明的過程中，收到各方踴躍的支持。有家長告訴我們，7．29是他人生第一次遊行。這麼多年以來這麼多的事都未能推他上街，但洗腦教育做到了！除了家長外，有些人沒有孩子，有些人已移民外國，他們都紛紛支持我們，為的，是香港的將來。

我們的聲音愈來愈響亮了，局長你也應該聽到了。

（作者按：本文內容集合了關注組其他成員的意見）

作者是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起人

陶傑：他不要的塞給你

記者一調查，原來特區政府班子高官，大多數的子女，不是送去英美讀寄宿中學，就是香港的國際學校和教會中學。「國民教育」還如何推行下去？特區政府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基礎。

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為什麼五六十年代在中共和人民之間有威信？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一九五○年發動韓戰，派軍隊進朝鮮半島打美國，把自己的兒子毛岸英也送上戰場，而且讓美國的飛機炸死。

毛澤東反美，當年，同不同意他老人家是一回事，但毛主席至少言行一致，心口如一。他發動反美戰爭，把自己的兒子也送上戰場。兒子戰死了，大家很感動，覺得毛主席在這個骨節眼上，絕不虛假。

因毛澤東的作風感召，六十年代，香港的愛國左派機構領導人，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也把自己的兒子送去中國大陸讀書。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大兒子羅海星去廣州讀書，二三四子，都在香港培僑中學。愛國小說家嚴慶澍老先生，也就是反蔣小說「金陵春夢」的作者唐人，其公子嚴浩，也就是今日的大導演，幾兄弟全是讀香島。長城電影公司明星石慧、傅奇，在六十年代，一對子女也送去大陸。

那時候，在愛國左派單位，身為領導人，滿口毛澤東思想和世界革命，子女不送大陸，或者培僑香島，自己也不好意思。今天的特區政府高官，「十一」站在金紫荊廣場看升旗，嘴巴還唸唸有詞唱國歌，向香港人推行「國民教育」，他們自己把子女藏起來，腳底抹油，「國民教育」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幫王八蛋，真他媽的不要臉唷。

奧巴馬的兒子不會送去北韓和古巴讀書，布殊的女兒也不會去北京的景山中學，然後升清華，身為領袖，不可以虛假得如此低級而下流。特府的「國民教育」叫香港學生欣賞毛澤東的書法，他們自己為甚麼不學點毛主席的風骨？提起在英國劍僑的子女，還笑得像初戀少女般甜喲，呸，他們不要的「國民教育」，要你啃，你要了，你不是白痴，是什麼呀？

陶傑：閹割記憶

「國民教育」要搗破其騙局所在，很容易，問特區政府為何先把中國歷史偷偷閹割成「選修科」。

「國民」的內涵，不論優劣，是現狀，要了解本國歷史，才知道國民精神。像一條河，下游的水污染了，問題必出在上中游：是有人在河的中游洗腳，倒糞溺，還是河的上游有一家化工廠？

「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香港的下一代，已經以失憶為時尚，以不知道舊日的事為榮。特區政府偏偏把中國歷史這科藏起來，令香港的下一代更不知道過去，才好把歪曲了真相的「現狀」，硬生生塞進香港學生的腦袋，讓他們無法歸納引證，也無以全局思考。

此等的政治手段，以特區政府十五年來政務官所表達的愚昧，當然不是這伙「港英」訓練的官僚想得出來，而是有更高的幕後推手。

了解法國的民主現狀，與西方的自由思想，必讀法國大革命。欲明白英國的寬容，亦必同時讀亨利八世與羅馬教廷割裂的上文。了解美國的憲章，亦必須知道獨立革命與南北戰爭。了解今日北韓金三世在搞什麼，亦須知一九五○年的韓戰，還有北韓承傳自中國秦始皇家天下而暴力集權此一沖積成的獨裁脈絡。

香港的下一代，追求 iPhone時尚，換了三星的 Galaxy S3，還用 iPhone4的，成為「歷史」了，就會遭人恥笑，這是香港青少年消費族愚蠢的習性所在。特府順水推舟，閹割歷史科，將中國歷史變成 Nokia、 Ericsson，甚或更早的「大水壺」、「大哥大」，投中國人跟風貪新、棄舊善忘的大愚昧天性，是一條反智的長河，上游垃圾，下游自然污染，恭喜。

【蘋果日報】吳志森：「爱国」洗腦教育遍地開花

千萬不要以為洗腦教育只限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要以為家長、學生和老師，喝停了國民教育，就可萬事大吉。殘酷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種爱国洗腦教育，以不同面貌和形式出現，早已滲透中小學各正規與非正規課程，課堂教學和課外活動之中，已到無孔不入，遍地開花的地步。

國民小先鋒戴黃領巾、持假槍步操、向鄧小平像敬禮，是仿效內地共產主義接班人少年先鋒隊，向小學生洗腦的典型模式。而由特區政府贊助推動的「薪火相傳」「同行萬里」，對像就是中學生，透過參觀爱国主義運動基地，向香港學生灌輸個人崇拜思想，把導致全中國陷入巨大災難，死人無數的大魔頭，美化為可親可敬的毛澤東，這種肉麻的叫法，連內地學生，都無法說得出口。

這都是內地所謂爱国主義教育的典型做法，香港教育局，早在幾年前開始，把它原原本本，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照搬過來。

最近，網上流傳着一個名為「匯通國民教育課程」的大綱，計劃由特區政府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四百二十四萬元設立，早前為小學生舉辦過「北京尋根之旅」，並要求小學生在手冊中寫下「對國家的承擔」。

不但如此，這個匯通國民教育課程，還有以下內容：

二年級：認識錦繡山河──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帶出國民身份認同。認識家鄉──進行「我是中國人」創意說話──認同國民身份。

四年級：將回歸前奪得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滑浪風帆金牌的李麗珊，納入中國奧運精英，是得來不易的榮耀，視為國家的成就。毛澤東的書法造詣──學習毛主席持之以恒，刻苦努力的精神。

五年級：國家的成就──航天科技──中國有甚麼值得驕傲的地方──認識和愛護中國。

這種單向灌輸，純粹鼓吹國家成就和國族認同的洗腦教育，完全不合世界潮流，連內地一些先進的城市，都以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取而代之，但部份香港教育工作者卻視之如寶，政府更撥款四百多萬元助其推行，更匪夷所思的是，這個洗腦的小學國民教育課程大綱，竟有十八間天主教教區小學採用，並以此教導學生。天主教區日前宣佈來年不推行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但非正規的洗腦教育早已存在，顯然是中伏了。

特區政府沒有事前公佈，連駐京辦也未獲知會的情況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突然秘密上京，與國家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會面。根據國家教育部官方網頁的報道：吳克儉在會面中表示，香港教育局願意與國家教育部緊密合作，繼續推動香港與內地多方面、深層次的教育交流，為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和香港繁榮穩定發揮更大作用。

吳克儉鬼鬼祟祟上京，與國家教育部秘談國民教育，這種緊密合作，深層次交流，能不令人更膽戰心驚嗎？

（本文支持對「爱国」教育的「爱国」，用殘體字）

陶傑：請你帶頭吧！

解決「國民教育」的民憤，其實很簡單。

只要特區政府十五年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代「班子」：行政會議、司局級官員、副局長政助、常務秘書長；還有十五年來不斷幫腔宣傳「人心尚未回歸」、「國民教育有必要」的港區人大、政協──他們的直系子女、叔伯兄弟的子侄，有沒有都留在香港讀中學和大學，還是早就「未雨綢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地都送去「人民當災」的美國東岸波士頓紐約，或英國的伊頓哈羅寄宿學校去了──在那裏，白種人當校長，「國民教育」特別高級，讀聖經，看莎劇，不必學習欣賞毛澤東的書法藝術，不用穿制服當「國民小先鋒」（你即使想當兵，他也嫌你那身膚色不配，不會要你）──這些人事資料如果不「敏感」，也來個「開誠布公」，特區的「國民教育」辦不辦得成，即刻就很清晰。

特區政府的班子高官，都不可有外國籍，推行「國民教育」，同理，像大陸說的，應該做「帶頭羊」、「做好榜樣」，讓他們的子女做示範單位，那麼香港屯門、天水圍、牛頭角的中小學生，一定會很快樂地跟中環人的子女一起唱紅歌，敬拜毛主席。

但是如果特區政府的女政務司司長，一提起在英國劍橋的老公和兒子，一張臉上笑得甜絲絲，而且年年七八月特府高官和香港有錢佬的子女，都乘飛機商務艙回香港，在蘭桂坊的酒吧交流在倫敦哈勞百貨公司和 New Bond Street的購物經驗時，吳克儉負責宣傳的「國民教育」，難免令人覺得，像墨西哥走私可卡因的大亨，自己發了大財，他賣的貨品，一定不會讓自己的子女也抽幾口。

名采的長期讀者，追看李純恩的兒女經，李先生不是高官，也不是財主佬，但他很會教女兒，他家大債主，從小進山頂的德國瑞士學校，直升英國的名牌大學 Durham，美術史畢業，你看，李大哥也去英國出席女兒的畢業典禮了。李家小姐沒受過一天的中國「國民教育」，但人家今年進倫敦的蘇富比深造了，她不懂毛澤東的書法藝術，但蘇富比從來不拍賣毛澤東的書法，對於李家大債主，沒受這等教育，似沒有損失。

陶傑：曾國藩和LV

中國人的「愛國教育」，一向都是笑話。幼稚園課本由端午節，講到「愛國詩人」屈原，這就把「忠君」、「戀王」的情結，與「愛國」綑綁起來，走錯了第一步，以後一直錯下去。

屈原不必愛楚國，楚懷王不聽他的「忠諫」，投奔齊國也可以。像商鞅，本來是衞國人，跑到秦國去，方可施展所長。那麼商鞅是不是「不愛國」。中國式的「愛國教育」，沒有邏輯，由此可見。

以後的歷史教育，一直出問題，岳飛和文天祥，為何要為姓趙的皇帝和他的子孫效命？中國人把「家天下」，也就是「朝廷」和「國家」混淆在一起，到文天祥的「正氣歌」，成為錯誤的典範。

所以後來，中國人遇上了滿清的曾國藩，就覺得很困惑。曾國藩替滿洲人服務，本質上，比秦檜主張與女真求和，更為「漢奸」。曾國藩領兵剿洪楊匪亂，洪楊是漢人，卻毀亂中國孔孟儒家的道統，曾國藩鎮壓洪楊匪亂，是漢奸，還是維護中國文化的英雄？以中國式的思維智商，實在不可想像。

後來，他們學了馬列，又把曾國藩視為「地主資本階級的劊子手」。後來，不但滿洲的康熙雍正，締造「盛世」，成為中國電視劇英雄，還發現曾文正公的字畫也是經典。中國人哪裏有是非觀？視乎哪個獨裁者當權的喜好，人云亦云地今天「定性」這個，明天「平反」那樣。跟在後面的「知識份子」可慘了，今天「反思」這個，明天又從新「論述」那個，虛耗光陰，一生都是可憐蟲。誰有功夫跟這種人糾纏，誰也是傻瓜。

當然，最慘的是中華民國─中國歷史上短暫而唯一擺脫了皇朝家天下，真正有「國家」（State）現代意義的時代─對日本抗戰的民族英雄，張靈甫、宋哲元、張自忠、白崇禧、胡璉。但他們在現代中國的國民教育裏，全部是「戰犯」。

還是不讀書的中國愚民最幸福，有了錢，買以下的西方白人昂貴品牌：LV、Chanel、Prada、愛馬士，名譽是永恆高尚的，不會今天是好人、明天淪為漢奸，尖沙咀廣東道那些歐洲名牌系列，永遠是典範和英雄。

【蘋果日報】吳志森：孌童癖的國民教育

【蘋果日報】一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讀爱国小學的聽眾打電話到電台烽煙節目，講述當年受爱国教育蹂躪的遭遇。三不五時，老師帶學生到一間密室，要學生念毛語錄，齊喊「毛主席萬歲」！小學生問老師：為何毛主席可以「萬歲」，他老人家不會死的嗎？老師疾言厲色，叫你喊就喊，不要問這麼多！

聽眾說，所謂國民教育，就是孌童癖。孌童癖侵犯小朋友的身體，國民教育蹂躪小朋友未成熟的腦袋。

這位聽眾的譬喻，令人毛管直豎，實在太貼切了！爱国教育，從娃娃抓起，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即使眾聲怒吼，全民反對，推出新的課程指引後，就不再進行任何諮詢，悍然起動，先由小學生開始，繼而進侵中學。先對全無反抗能力的小學生進行洗腦，要他們認同一黨專政，對着五星紅旗激動流淚，繼而用各種方法評估小朋友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程度，為爱国情懷打分數……

這種侵犯兒童腦袋的行為，比孌童癖的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孌童癖是病態，需要接受治療。侵犯兒童腦袋的爱国教育，是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份，是武力支持下的強權，以國家的名義合法地進行，令人抵抗無從。

在特區政府用一千三百多萬元公帑，不經招標，私相授受給爱国左派背景的教聯會，組成了國民教育中心，除了開辦價錢便宜行程豐富的內地遊學團，以軟性方式對學生進行洗腦外，更出版滿紙謊言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把中國的一黨專政，美化成「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抹黑西方多黨輪替的制度，說成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

為了替內地塗脂抹粉，更把獨裁政府權力交接的腥風血雨、貪污腐敗越趨驚人、貧富懸殊日益惡化、侵犯人權越來越令人髮指……通通抹掉，即使稍有觸及，也只是輕描淡寫。

除了《教學手冊》，國民教育中心還印製海報送到學校，學生每天要在充斥謊言的校園上課學習，為了得到更好的成績，還要揣摩校長老師的想法，久而久之，自己也同化成謊言的一部份，培養出集體說謊的下一代。

反對洗腦爱国教育，走在最前線的，是由十四、五歲初中生組成的「學民思潮」，連日用各種幽默抵死的方法，狙擊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要求政府收回洗腦教育方案。

大人們，你們忍心看見這幫年輕人，在資源緊絀毫無支援下喊得力竭聲嘶，而不加以援手嗎？各大中小學教師團體的應該組成聯盟，聯手向梁振英政府施壓。家長們，你們關心子女能否進入名校，但對於接受甚麼內容的洗腦教育，你們卻無動於衷嗎？家長們，團結起來，向爱国教育說不，嚴防子女受爱国孌童癖侵犯！放開你的髒手，不要再來搞我們的小朋友！

陶傑：第一課就錯了

「愛國」是不是愛一個獨裁的政權？中國人永遠分不清楚，因為「愛國」的洗腦，世世代代，從三五歲已經開始。

譬如，中國幼稚園的課本，介紹端午節，划龍舟吃糉子，一定提到屈原。教師說，屈原是「愛國詩人」，此一稱號，從此植入了大腦。屈原愛的是什麼「國」？兩千多年前沒有中國，春秋時代，屈原愛的是楚國。楚國是楚王家族的土地私產，屈原勸諫楚懷王，効忠的只是他老闆的家族生意。楚懷王不聽他的，屈原本來可以離開，投奔齊國、晉國、衞國，那都是「中國」呀，都可以，為什麼只愛楚懷王愛到要投水自殺，有人說屈原是基佬同性戀，這就更與「愛國」沾不上邊。中國人的「愛國教育」，既由端午節的口腔期開始認知「愛國詩人」起點就錯了，以後沿着這條線，一直錯下去：岳飛和文天祥，忠愛的只是趙姓的宋朝，于謙和袁崇煥，愛的只是朱姓的明朝。中國的「國家」（State）定義，從來不存在，春秋戰國，分裂時，是許多內戰的王國（Kingdoms），大一統之後，是家天下的皇朝（Dynasties）。到了中華民國時代，難道又是「國」（State）了嗎？不，四十年代末大陸內戰，共產黨向國軍心戰宣傳，叫國民黨投降，不要為「蔣家王朝」再賣命了，可見中華民國，後來姓了蔣，共產黨眼中無「國家」，只有皇朝。「打天下，坐天下」就是暴力奪來的皇朝家族集團，所以中國人「愛國」，愛來愛去，從來都是虛妄。西方也有「愛國」，當然，英軍作戰時，名義上是忠勇於英王。但是英國經歷了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國王被剝奪了獨裁權力，英王服務國家，而不是專權統治江山，英國和美國，都不是王室或者共和黨的私產。國家的權力歸於全民，因此人家的愛國，即是愛全民，也就是愛自己，愛國是什麼？法國經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後，也清晰了，所以，「西方先進國家」沒有那種纏綿不清的低能爭論。此一差別，很明顯的常識，但中國人世代自我洗了腦，他們認很幼稚地認定屈原、岳飛是愛國的典範。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戰爭，其實是中國三千年第一次真正的愛國之戰，但由於中華民國被抹黑為「蔣家王朝」，愛國將領如張靈甫和白崇禧，則又變成了「戰犯」和「漢奸」。如此教育你叫中國人怎能不迷糊？嘮嘮叨叨的爭論不休，外人看來，浪費時間，愚蠢之極，「愛國教育」虛耗生命，但中國人的時間有的是，他們喜歡。

陶傑：洗腦是心理學

「國民教育」的教師服務指引，如此赤裸的政治宣傳，是很愚昧的行為。

想培養一個地方的民眾對中國政權的好感，不是靠這種硬銷。中國政權是「無私、團結、進步」，西方民主國家則是「兩黨輪替，人民當災」？問問中國大陸的文宣機構，宣傳中國的「正面形象」，中方在紐約時報廣場租用了一個大熒屏，會不會把這種教條口號對着紐約市民廣播？

或者「孔子學院」，向洋人發一套這類課本？同樣是「洗腦」，不會的，是不是？因為洋人雖然心計沒有東方人狡詐，但畢竟不是這般白癡。

要影響觀感，不是靠直銷和硬銷，而是軟性的意識滲透。譬如，今年倫敦奧運，中國政府砸了巨大的成本，在倫敦的黑廂的士，髹上黑白熊貓的圖徽，又派了一批功夫演員，模仿迪士尼的米奇老鼠，穿上熊貓毛絨衣，表演功夫舞蹈。

這就是政治宣傳─中國不會正面對英美社會說：你們的民主制度不好，「中國模式」才行。它用熊貓入手，利用西方民眾喜愛動物的心理，把熊貓化為政治符號，希望西方民眾，先喜愛熊貓，繼而發生移情作用，由熊貓轉而喜歡中國的山川風物，像萬里長城、黃山、兵馬俑。

萬里長城與中國的「執政集團」沒有關係。但移情作用，訴諸感性，不是邏輯。希望西方人由萬里長城和兵馬俑，產生對「三千年中國文明」的好感，再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三千年文明的繼承人」，最後移情而認同政治集團。

只可惜一爆出陳光誠事件，然後李旺陽命案，幾十億就此泡湯─但這是另一回事。宣傳心理學，另有一套學問，香港特區政府這套，想洗腦，根本不入流，因為編寫的人，沒有心理學、市場廣告學、政治學和文化的知識。何況把中央人民政府叫做「執政集團」，已經犯了天條，「集團」在共產黨的辭彙裏，不是好東西：林彪四人幫集團、高饒反黨集團，憑此一詞，這幫人就該炒。

陶傑：洗腦最高境界

「國民教育」洗不洗腦？如果有明智的家長把關、教師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洗不了腦。

真正的洗腦，無法抗拒，而且要在一個獨裁封閉的社會才會成功。

現代最厲害的洗腦個案，是在韓戰時期，一百個美軍，做了中國志願軍的俘虜。在戰俘營，中國派了一批教師，向美國戰俘上課：美國的資本主義是罪惡的，蘇聯和中國的共產制度是優良的，你們是侵略者，你們應該反省。

美國士兵一笑置之，整天嘻嘻哈哈，思想沒有動搖。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中方沒有虐待美俘，他們不信中國宣傳，也沒有扣他們的糧。只是有一樣：美國士兵都給家裏寫信，寫聖誕卡，每一封都石沉大海，一百個戰俘，定期寫家書回國，一封也沒回音，大家都不知道家裏收到了沒有。人人都知道信寄出，中方一定檢查，都不知出了什麼事。

詢問中國的戰俘管理者，對方一張撲克臉，只說不知道。

信一封封寄出。後來，其中一個戰俘，告訴家人：最近上宣傳課，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好，而且，我們被告知，我們美軍才是侵略者。

奇蹟出現了，這封信，有了回音。他收到父母的回信，他喜出望外，在監獄裏向難友歡呼。其他戰俘圍過來問：為什麼你有回信呢？他想想，恍然大悟：對了，我上次的信裏滙報了幾句上課的經歷。

這下子每個美兵明白了：原來在信中講點中國人的政治宣傳課，是會收到回信的。於是人人爭相在信裏自我反省：美帝國主義是壞蛋、蘇聯和中國是正義的、我們是侵略者……寫得越長，回信越快。就這樣，戰俘每一封回信，都成為檢討書，他們的家人，收到信，在家人中間傳閱，也漸受影響，打韓戰，我們是錯的，他們是對的。

這就是真正高明的洗腦。香港處境今天不至於這樣壞，除非，香港人把自己當做俘虜。

陶傑：洗腦離奇事件

在人類歷史上，「洗腦」是常見的政治事業。

歐洲中世紀神權獨大，洗腦的工具是聖經。今天，阿蓋達的恐怖組織，洗腦用原教旨的可蘭經。被洗了腦的人，其最可怕之處，是不知道自己被洗了腦。

對於人生、世界、是非的判斷，本來像東南西北，明明有四座城門，四條通道，四個進出口，多角度，多方位，但被洗了腦的人，四座城門的出口永久關閉了南西北三座，死死的，只有東面一個方向。

在中國人社會，被洗過腦的人多不勝數。這些人本來天資已經不高，年輕時誤投一種極端而有煽動力的信仰，很早就關上了其他的思路方位，只剩下「東」。他們很早就喪失了想像力，加上缺乏西方的邏輯訓練，認定了一個救星，終生只向那個方位單線直行。

被洗過腦的人，很容易辨別，他們的見識是狹隘的，面貌是平庸的，語言是八股充斥而乏味的，即刻話不投機，令你對牢五分鐘，就想偷偷看腕錶。

古今中外被洗腦的病例很多，要票選洗腦的最離奇案例，不是今日的毛左紅衞兵，也不是三十年代在法庭上乞求史達林判處他死刑的布哈林，而是一九三三年的井崗山清黨，一個叫段德昌的共青指揮官，遭到黨內同志誣害，說是特務，判處死刑，段德昌臨死時說：「我熱愛黨，我信任領袖，革命物資短絀，子彈很昂貴，我懇求黨，不要用子彈處決我，不要浪費成本，用利刀把我捅死、用斧頭把我劈死好了。」結果他如願以償，臨死獲賞蒸肉一碟，他的同志一哄而上，用亂刀砍死在血泊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