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中國人不一樣

中國人究竟有多麽不一樣？加州學者張隆溪曾經用了一個例子：小說家波赫士為了彰顯中國人的“不一樣”，說他在一部中國百科全書里讀到中國人對“動物”是這樣進行分類的：

一、屬於天子的動物，二、經過防腐處理的動物，三、已經馴服的，四、乳豬，五、會尖叫的，六、寓言動物，七、無主的狗，八、屬於此類的……，十一、用駱駝細毛可畫出的，十二、以此類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遠觀貌似蒼蠅的。

波赫士當然是天花亂墜，旨在嘲弄，但傅科卻正經八百地去解讀波赫士的玩笑。他說，中國人這樣“不一樣”的思維方式顯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個文化，這個文化專註於空間秩序；對於事物的複雜性的理解，以我們的歸類思維方式，與他們是完全無法進行命名、討論、思考的。”

中國人的“非邏輯”思維在中國哲學家圈內也是一個爭論已久的題目；梁漱冥就曾經強調過中國人重玄學的直觀思維。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書”如此荒謬而竟有人上當，表示“中國人不一樣”這個認定在歐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這種認定在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國南部有個旅遊景點，叫“歐州樂園”，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國”等。每個小國里都有鮮花怒放的庭園、雅致的小橋流水。帶著民族風味的房子漆著明亮的彩色，童話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隨著甜美的音樂向遊客微笑、點頭。

樂園中唯一不屬於歐州的國度叫做“巴塔維亞之屋”（巴塔維亞是雅加達舊稱）。這個亞州小國嘛，就在一個烏七八黑的水流通道里，陰森森的。遊客坐在小船上，看見的是頭戴鬥笠、蓄山羊胡的蠟制中國人。怪模怪樣的亭臺樓閣；鱷魚埋伏水中，長蛇盤身樹幹對遊人絲絲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個黃種人強盜高舉著尖刀正追殺一個嘶喊的婦女。

“歐州樂園”所推出的亞洲圖像使我想起英國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個鴉片鬼的懺悔”。“懺悔”中當年最膾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對自己夢魘的描述。德昆西的夢魘有一個不斷重複浮現的主題：“屬於亞洲的種種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誓如“在中國和印度最常見的熱帶動物──飛禽猛獸、爬蟲、奇花異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現。鱷魚追咬不放，他逃進“一間中國房子里，里頭藤制桌椅的腳突然活動起來；鱷魚那令人惡心的頭和邪惡的眼盯著我看。”但他的孩子將他吵醒，他看見孩子“天真”的、“屬於人類”的臉龐時，不禁淚下。

“歐州樂園”所反映的不過是德昆西對歐亞文化差異成見的翻版──歐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悅無邪而安全的，亞洲則是陰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詫異而危險的。可嘆的是，從德昆西到“歐州樂園”，人類已經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時光！

歐洲人固執地繼續相信“中國人不一樣”當然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們對異國風情有一種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險的異國風情較之一般的異國風情又更有刺激性。沒有了陰森恐怖的“巴塔維亞之屋”，“歐州樂園”豈不太無聊了？

兩極化的東西文化

中國人對西方人自然也有難以打破的成見。在義和團的年代，許許多多的中國農民深信傳教士會拐騙小孩，然後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仍舊有不少人相信中國人和西方人從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上海大報就刊了這麽一篇文章：

“中國人深諳兵法，但崇尚和平；我們參戰是出於自衛，洋人則愛挑釁、好殺戮及侵略。

中國人出口他們認為最好的東西；洋人出口最能獲利的東西。

中國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馬靴。

中國人講義，洋人講利。

中國人教導子女知足，洋人教導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簡化到這個程度的思考在這裡是無須詳論的，但是同樣簡約制式的思考方式卻也同時是許多亞洲領袖津津樂道的所謂“亞洲價值”的基礎。在“亞洲價值”的架構裡，中國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群體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個人文化。人權觀念與個人主義是分不開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財產，不屬中國傳統。結論就是：不能將現代西方的人權標準求諸中國。對中國要求人權的，若是中國人，就是賣國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義者。這種推論法不僅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愛用，西方許多自詡進步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所謂“文化先對論者”，也堅持這樣的觀點。

這樣的觀點有兩個基本問題。首先，個人主義或者人權觀念屬不屬於中國傳統，和應不應該在中國推行人權絲毫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馬克思主義顯然不屬於中國傳統，卻在中國運行了半個世紀之久。女人纏足顯然屬於中國傳統，卻被中國人擯棄了半個世紀以上。所謂傳統，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實，而是不斷的突破發生。

第二個問題是，對文化的簡化就是對文化的扭曲。中國文化在時間上綿延三千多年，在空間上橫越高山大海，在組織上蘊涵數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學說，還不去提種種巨大的外來影響，誓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斷言中國傳統中沒有個人主義，就是完全無視與儒家並列的種種思想流派，誓如極重個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充滿辯證質疑、不斷推翻重建的過程？

西方文化發展形成的複雜，同樣抗拒著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簡化。你說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是西方文化的胎記？哪一個時期的西方文化？文藝複興前夕或文藝複興後？啟蒙運動前或啟蒙運動後？你說人權觀念屬於西方傳統？法國大革命前或法國大革命後？個人、自由、人權，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經過長期的辯證和實驗才發展出來的東西，不是他們“固有”的財產。

文化，根本沒有“固有”這回事。它絕不是一幅死的掛在墻上已完成的畫──油墨已幹，不容任何增添塗改。文化是一條活生生的、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里頭主流、支流、逆流、漩渦，甚至於決堤的暴漲，彼此不斷地激蕩沖撞，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當然，把文化簡化、兩極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夠清楚地分出“非我族類”，而異我之分又滿足了人類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與安全感。對於統治者而言，它又是一個可以鞏固政權的便利工具。步驟一，他按照自己統治所需來定義什麽是“民族傳統”、“固有文化”。步驟二，將敵對的文化定義為相反的另一極。步驟三，將他所定義的“民族傳統”、“固有文化”與“愛國”畫上等號。這麽一來，任何對他的統治有所賀疑的人都成了“叛國者”，他可以輕易地鎮壓消滅，往往還得到人民的支持，以“愛國”之名。

代表誰的中國人？

文化多元主義的原則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而且我們必須尊重別人保持文化差異的意願。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癥結不在“尊重”文化差異，而在“認識”真實的文化差異。好吧，“中國人說，人權觀念屬西方文化，不是中國傳統，所以不適用於中國”。在辯論適用不適用之前，有些根本的問題得先搞清楚。

是什麽“中國人”提出這種說辭？他們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是中國人的少數還是多數？如果是少數，他們有什麽代表性？如果是多數，他們持這樣的主張是基於什麽樣的歷史事實、什麽樣的哲學思考、什麽樣的動機、什麽樣的權利？

這些問題不先追究，我們何從知道他們所宣稱的“文化差異”是真是偽？如果所謂文化差異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討論下去了；文化相對論者也無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異是真實的，這個時侯，作為一個西方人，他可以考慮究竟該如何看待這個差異，而謹記伏爾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為一個中國人，尤且是一個認識到凡是傳統就得面臨變遷和挑戰的中國人，他很可能決定：這個文化傳統壓根兒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誰也不會否認，一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中國傳統全盤重估的過程。

但是今天的中國現實又是怎麽回事呢？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政權，它從來不曾允許過別人對歷史有不同的解釋；它摧毀中國傳統引進蘇聯的馬列主義；它為了政治需要數十年不斷貶抑儒家思想，近數年來又為了政治需要而鼓吹儒家思想；這個政權把與黨的意識形態有“差異”者監禁，又對想保持“差異”的臺灣進行飛彈武力恫嚇。這樣一個政權企圖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國人說話，企圖向世界解釋什麽是中國文化傳統，並且要求國際尊重它的文化“差異”，一種由武力定義的文化“差異”。奇不奇怪？

托瑪斯·曼流亡美國時，記者問他是否懷念德國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國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夠清楚了：假使硬要一個人來代表德語文化的話，那麽那一個人就是他托瑪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訴我，哪一個文化相對論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稱的德國文化“差異”？當然，同一個德語文化培育了托瑪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盤接受一個由統治者片面定義的文化差異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來不是盲目無知，就是對受壓迫者冷酷漠視。

人權觀念屬不屬於中國傳統？這個問題和中國人該不該享有現代人權毫不相幹。但是在深入探究這個問題時，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就會較清晰地浮現出來，兩者都不能以簡化或兩極化來理解和對比。尊重文化差異，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異，而不是由統治者為了權力需要所設計出來的偽差異，或者是為了滿足觀光客而想像出來的“巴塔維亞之屋”一類的變形差異。

我個人並不擔憂異國風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異可以提供足夠的空間讓想像奔馳、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險。扭曲一個文化固然可能點燃有趣的“創造性的誤解”，卻更可能導致毀滅性的仇恨。

來源：http://www.ccglim.com/24091.html

沈祖堯開學禮演辭

新學年伊始，我謹在此代表全校師生，歡迎你們加入中文大學，成為中大一員。

今年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很特別的一年。我甚至認為它是一個歷史時刻和範式轉移。中大自1963年創校起就實行的四年制，今年終於獲香港教育制度認同。1989年大學教務會就《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發表聲明，說：「中大素來認為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教育制度是最適合香港的，而這種學制不一定比『五加二加三』學制更昂貴。」經過二十三年的爭論，我們終於重回正軌。

現在本科生多了一年在校時間，應該怎樣利用？

幾個禮拜前，我在網誌中說，校園流傳一句話：「認真，你就輸了。」大學生從小學、初中、高中一路走來，經歷過無數公開考試，身經百戰，最終獲得入讀大學的資格，因此校園就盛行一種觀念，認為大學生活，是時候喘一口氣，放鬆一下，好好玩一下。他／她應該選一些可輕鬆過關、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在大學的這幾年應該好好享受，晚上在書院宿舍開開派對，為辦學生活動開開會，通宵達旦，在所不計。如果還有空餘時間的話，最好找份兼職工作，確保自己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對此我另有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選擇在未來三、四年「放輕鬆」、「過好日子」和「捨難取易」，你的大學生活就白過了。以下我提出幾件事，看看你們在未來幾年的校園生活裡做不做得到。如果你至少肯嘗試去做，你的大學生活會更豐盛，你的未來會不一樣。

1. 每個月讀一本書，一本與你的主修科目無關、與你的專業無關的書，一本讀完也不會拉高你的GPA分數的書。任何題材的書你都應該讀。讀一本歷史書吧，我們所有人都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讀一本關於世界局勢的書吧，地球只不過是一條小村落而已。讀一本心理學的書吧，人心這本大書要難讀得多。去讀關於人類文明的書，讀攝影的書，甚麼書都去讀一讀，用甚麼語言寫的書都去讀一讀。你的生命會更豐盛。從本學年起，我們的圖書館二十四小時開放，好好利用它。
2. 每年至少認識一位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朋友。你的班上或者書院中有國際生、內地生，你應該認識他們，跟他們交朋友。帶他們去一家好的中菜館（或者你家），吃一頓晚飯，看一場音樂會，帶他們去行山，帶他們遊覽香港，逛我們的歷史博物館，向他們介紹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反過來，請他們與你分享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他們引以為傲的事物和面對的問題。嘗試學他們的語言（韓文、日文、西班牙文、德文，當然還有英文），教他們講廣東話。他們會告訴你，廣東話很難學，他們的語言容易很多。
3. 在書院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無論你是宿生還是走讀生，都不要錯過與書院同學一同生活和享受生命的機會。至少參加一次他們的服務之旅。學習團隊的工作方式，這個團隊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成員是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男女，大家不會互相競爭。在你未來人生中，說不定這個團隊會幫你一把，沒有人說得準，對吧？在書院裡，你會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你照我的話做，接受我的建議，畢業前就會讀完三、四十本書。會了解三、四種不同文化，會講幾種語言，對世界事務也開始有所了解。你會喜歡與人合作，而不是人爭我奪。你的世界會更廣闊，而不只局限在維多利亞港兩岸。你會更懂得待人接物，更擅於隨機應變，人緣也更好，每個人都樂於和你交朋友。未來發展事業時，你會更有本錢遨遊四海。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工作、發展事業和建立家庭。

各位，我上述所說的幾件事，如果你能認真去做，你的大學生活不但不會浪費，還會是你成長過程中最無法忘懷的歲月。

練乙錚：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

薄谷开来免死不出所料 案情审判被指多所掩盖

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一案周一开庭宣判，谷开来被判死缓，张晓军获刑九年。分析人士指法庭对薄谷开来与尼尔•伍德经济纠纷的实质详情及其与薄熙来的关系等关键问题都进行回避掩盖，有愚弄公众之嫌。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一案，本周一在合肥市中院宣布判决结果，薄谷开来被判处死缓，张晓军获刑九年。如外界早前所预测，薄谷开来被免除一死，按照中国《刑法》故意杀人罪最高可被判死刑。

    

官方新华社周一下午也做出通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尼尔•伍德在电子邮件中言辞威胁薄某某，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害。”

    

合肥市中院副院长唐义干对传媒表示，“薄谷开来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被害人尼尔•伍德对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使用威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司法鉴定意见表明，薄谷开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薄谷开来在归案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薄谷开来当庭认罪、悔罪，故对薄谷开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张晓军在共同犯罪中受薄谷开来指使，起帮助作用，系从犯，且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并当庭认罪、悔罪，对其可减轻处罚。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央电视台下午播出法庭宣判过程，还特别播出谷开来在庭上轻声说，“我感到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它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法律的特别尊重、对现实的特别尊重、特别是对生命的特别尊重。”

    

法庭的宣判迅速引起各方的评论。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表示，判决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并不是我们早都弄清楚了谷开来的案情，而是我们早都弄清楚了中共当局的意图。

    

胡平告诉本台记者：“本来他们弄这个案子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是对杀人案做一个判决，对于其他事情都含含糊糊的就遮掩过去了。但是从官方的新闻稿里我们还是能看出很多不能完全遮盖住的东西。所以这个判决看出现在中共正在践踏他们自己所谓的法治。”

    

资深媒体人北风在推特表示，我想大家伙不高兴的不是谷开来刑罚的轻重，而是整个审判的过程，封闭黑箱写好剧本捉弄司法愚弄公众。

    

薄谷开来在之前的开庭中辩称因为与尼尔•伍德有经济纠纷，担心他会伤害儿子薄瓜瓜，但尼尔•伍德好友上周曾向媒体提出质疑，认为尼尔•伍德是一个温和的人，并不可能伤害薄瓜瓜。法院周一的开庭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证言作出采纳。

    

在8月9日的庭审之后，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并认定她是事件中的主谋。公布的细节称，去年11月14日，薄谷开来与家庭助理张晓军在重庆某酒店共同行凶，之后受到了重庆四名警界高层的包庇。

    

北京政法大学前客座教授王友金认为，谷开来被判太重，他表示根据中国法律，判死缓的人在两年内如果犯事则会被改判成死刑，若被告不犯事法院会再开庭，按表现再判刑，王友金认为薄谷开来会被改判成20年有期徒刑。

    

北京律师莫少平向本台表示：“从中国现行的刑罚来说，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首先是死刑，其次是无期徒刑，第三个是有期徒刑。如果情节轻微的才可以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如果犯故意杀人罪，首先是死刑。所以可以这样解读法条，也就是原则上犯故意杀人罪首先应该考虑死刑。”

    

记者：这个案件本身大家也都很不满意，大家觉得他们是黑箱作业，还有许多案情说不清楚的地方。

    

莫少平：有些地方这个案情确实还没有查清，这个我也有同感。比如说尼尔•伍德威胁到薄谷开来的儿子，如果仅仅是出示尼尔•伍德的一份邮件内容中有“我要毁了你”，就认定尼尔•伍德对薄瓜瓜产生了人身威胁，这个远远不够。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实，例如说经济方面的纠纷，最后才引起这幺大的仇恨说我要动手杀人。这方面肯定要核实清楚到底是什幺样的经济纠纷才导致这幺大的对立。这些都是报道很少甚至没有提及到的。另外薄熙来作为薄谷开来的丈夫对此是不是一无所知。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披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他们涉嫌谋杀尼尔•伍德的情况。

    

不少网民将此案与沈阳小贩夏俊峰一案作比较，夏俊峰因为防卫过当捅死一名城管人员被判死刑，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却被判死缓。

    

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表示，从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判决来看，赶快回村让大伙写入党申请书：入党保平安！

    

薄家案件被外界看成是牵动十八大的一个重要案件，北京当局选择在近期宣判，也引来外界不少的揣测。

    

有评论认为，中日关系近日因钓鱼岛成为热点，多地爆发了暴力反日的浪潮，当局有意选择在热点风头宣判，为的可能也想要减少民众对此方面的关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江春男：中國的人權與主權

谷開來的審判，無疑的是一種政治決定：先有結論，再選擇證據，法庭上沒有攻防戰、沒有交叉辯論，名為審判，實為政治秀。中共的法治水平，再次搬到國際舞臺上丟人現眼。

對谷案漠不關心

不論時間、地點、事實的認定，都前後矛盾，漏洞百出。海伍德因土地開發糾紛，要求2000萬美元佣金未遂，威脅薄瓜瓜生命安全，然後再從北京飛重慶，與谷開來進旅館赴死亡約會，這種劇本連五流作家也看不下去。

但是，重點是如何解決薄熙來的問題，谷開來坦白從寬，顧全了大局，保住了小命，也算軟著陸的一種。外國人要嘲笑管他去，反正中國人根本不關心，他們對這一套太熟悉了，見怪不怪。

中國人對國事不敢太關心，對谷案薄案十八大都不關心，沒有資訊，只有耳語和謠言，無從關心起。但釣魚台不必資訊也可以關心，反日示威是愛國行動，難道愛國有罪嗎？

中國大陸出現反日示威潮，許多城市出現失控場面，有延燒和串聯的跡象，公安部門嚴陣以待，唯恐這把民族主義野火，超越中共維穩的防線，打亂十八大的接班大戲。

靠反日宣洩不滿

愛國主義是惡棍的遮羞布，當年中共用這套對付國民黨，如今看到愛國行動也戒慎恐懼，深怕引火灼身。他們知道，老百姓反日是假的，對現實不滿才是真的，他們在反日找到發洩不滿的出口。

中國人不能關心人權，只好關心主權；不能關心民權，只好關心國權；不能關心薄案，只好關心釣魚台 ；不能反中央，只好反日。這真是奇怪的國度。

程翔：從「六七暴動」看「國民教育」

【明報專訊】今年是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45周年，適逢香港又被一場基本上由左派主導的所謂「國民教育」的「洗腦」工程所困擾。對比兩次事件，內容當然十分不同，但本質上卻甚相似，都是「左」一個字惹的禍。所以，筆者不禁要問：45年來，香港左派成長了嗎？

「六七暴動」為人們理解今天為什麼要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發生在45年前的事件，香港主流社會稱為「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它的成因，有本地因素（即香港1960年代中期積累下來的政治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有外來因素（即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來因素為主。

複雜的心理因素

本文不是重點探討其緣起，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余汝信先生的《香港1967：文革漩渦中的香港》、江關生先生的《香港地下黨（下）》，以及張家偉先生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等著作。3位從不同的歷史檔案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六七暴動」主要是香港左派藉口本地矛盾，引入「文革」式鬥爭的結果。

左派朋友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有意無意間都只側重在本地矛盾而不敢去揭露「文革」外延的禍害。這裏有一些複雜的心理因素：

第一，強調本地因素（即反英鬥爭），就能夠突出他們發動這場暴動的正當性和英勇性，但如果強調外來因素（即引入文革），卻只會顯得他們盲目、衝動、愚昧、極端的一面，和欠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人，大抵多數會回憶自己正面的東西而不想去回顧負面的地方。

第二，在香港，批判港英沒有危險，可是批判中共卻不是小事。所以很多當年錯誤政策下的受害者，包括很多相當無辜的「少年政治犯」在內，過了45個年頭後，仍然只敢批判港英如何殘暴，卻不敢批判中共如何荒謬。

第三，由於中共已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因輸入「文革」而出現的「六七暴動」，也遭到被全面否定的下場。由於「大老細」否定了，下面的人自然不敢再提「文革」這個因素，所以「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也就只能從「本地矛盾」中去尋找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合理化的理由。

當年「愛國教育」的特點

在「六七暴動」中，左派之所以能夠發動一場「持續幾個月，禍及全港九新界」的暴力事件，同當年左派圈子裏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有直接的關係。當年的「愛國教育」有幾個特點：

一，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要「培養對毛主席的深厚階級感情」；

二，鼓吹對中共的無限忠誠，自覺維護「一黨專政」的不合理體制；

三，吹噓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一些嚴重問題，或則推諉為「階級敵人」的破壞，或則輕描淡寫地說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四，組織香港左派學校學生到內地接受單一、狹隘的「階級教育」或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等；

五，抵制港英政府的「奴化教育」，不學英語，不參加會考，自鳴「愛國」，其他人都只是「中、落」（即「中間」和「落後」，這是左派描述其他人的特定詞彙）始終自外於香港主流社會。

這種「愛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們，不可避免地只會盲從，不會質疑，不會思考，更不會反省。很多人在這種盲目愛國主義的驅使下，到處撒傳單、放炸彈。從那時有些「愛國學校」的實驗室竟然變成製造土製炸彈的「兵工廠」可以看到這種「愛國教育」對青年人毒害之深。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國民教育」，雖然遠遠沒有文革年代左派學校的「愛國教育」那麼極端和荒謬，但從《中國模式》這本參考書觀之，則其吹噓共產黨，吹噓社會主義制度，卻是一以貫之。香港社會是否願意接受由左派主導、用公帑來推動、徒使年輕人閉目塞聰的教育？這是擺在香港父母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歷史棄兒

45年前因為盲從而被捕的年輕人中，他們的處境如何？這裏我想引述為他們抱打不平的張家偉先生的一段話：

時光荏苒，當年十五、六歲的少年犯已成為兩鬢斑白的花甲老人。這些「小人物」多年來無人聞問，還要背上「左仔」、「暴徒」一類的惡名。部分人當年因左派宣傳需要，在左派報章當了幾天「反英闖將」或「抗暴英雄」，卻當了一輩子的「暴徒」。

這些當年鋃鐺入獄的人，其實是北京錯誤政策的受害者，許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六七年的抗爭行動而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及背負難以洗脫的刑事紀錄。

回歸前夕，這些當年滿腔熱血、聽從左派領導層號召投入反英鬥爭的左派基層群眾，盼星星、盼月亮，希望九七後「翻身」或洗洗脫當年的罪行。但年復一年，北京及左派機構對他們基本上不予聞問，認為為了香港社會的穩定，不宜再糾纏往事，一些左派工會更指他們當年「走錯路」，告誡他們不要「吃老本」。當年為了鬥垮港英不惜「坐穿港英牢底」的左派群眾，如今淪為歷史棄兒。

（見張家偉網誌：《為了忘卻而回憶》。張家偉最早研究六七暴動，著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六七年那些事》等書）。

這番話，正正道出了當年接受左派盲目式「愛國教育」的禍害。他們的不幸，就在於欠缺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但這種錯，不在他們，在於左派推行的、禍害無窮的盲目式「愛國主義」教育。

最近，讀到吳康民校長的鴻文〈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載《明報》7月27日），認為國民教育「早已經給政客們騎劫，作為反對中央，反對一國、反對特區政府的重要武器」，認為這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這篇文章確實使我不禁要問一問：45年來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有沒有長進？

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

吳校長經歷了文革、見證了它的荒謬性，作為培僑中學的校長，他也親身主導、參與了製造「盲目愛國主義者」這種本身有違教育理想的工作。培僑和其他左校的學生們，很多都成為張家偉上文所講的「歷史的棄兒」。吳校長如果設身處地，自應反思自己曾經積極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是否有問題，從而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今天這麼多教師和家長會走出來反對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而不是推諉於所謂「敵對勢力」、並動輒挑撥中央出手干預特區內部事務。

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見《詩經．大雅．蕩篇》）從文革的悲劇，到香港的暴動，都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而不是遠古往事。近60年來中華民族這些災難，都是國民教育的上乘材料，認真總結這些災難，可以幫助我們民族認識問題、避免錯誤。作為這些災難的見證人，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還不好好總結經驗教訓呢？還要容許「盲目式愛國教育」繼續荼毒下一代？

【主場新聞】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主場新聞】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